有志者事竟成
工作了，高考也恢复了,那时，凡是知字的，都跃跃欲试，我也痴心妄想，慨然随行。
“文革”开始，我进小学“文革”结束，中学结束。其实，并非毕业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只是取消留级制度，只要不休学，傻瓜都能读完中学。我进小学，有一个“老’同学，叫“野蛮”，已经留级三次，到了我们这一届，从此，他不再留级，跟着我们一起，直到毕业。小学里，在没有约束力的年龄时段，我拥有彻底的自由，也养成两大恶习：不做作业，不交作业。到了中学，我只能考到体育班，读什么书？天晓得。
我决定考大学，仗着“无知者无畏”，等到捧起书，我才发现自己连主语、谓语都不懂，相关的解释术语，像绕口令一样，缠绕不清。数学呢，勉强背下乘法口诀，还有加、减、乘、除的四则运算，但是，高考又不考ABC，对于我，拥有这些知识，等于“瞎子开双眼皮——浪费表情”。地理又没有教过，对于历史与政治的印象，我是模糊的、重叠的、合二为一的，仅仅知道封建主义比奴隶主义进步，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。
但是，不读大学，出路何在？我找班主任讨要复习资料，班主任愣了一下，突然放下改作业的笔，双膝顶着桌沿，脑勺依着墙，仰身对在另一墙角改作业、曾教过我的政治老师喊：“李大伟要考大学。”隐私突然被扩音喇叭放大，仿佛我是裸奔在南京路步行街的女人。
我只有默默地利用工余时间复习，当时，我在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烧大炉，考大学要到组织人事科申报。考大学的消息，自然被师傅知道，那天晚上，宿舍里，师傅早早地落下蚊帐，坐在里面，只见烟蒂一闪一闪，他终于憋不住，一口苏北话，有些伤感：“大伟，你要做干部去了。”那时，大学毕业，就是干部编制。
第二天，在烧炉的间隙，师傅讲起家乡的一个笑话：“我们拉块（苏北话：那里）秀才多得不得了，有一位秀才讨饭，被要求赋诗一首，秀才触景生精：“一碗清汤薄悠悠……鼻子底下两条沟，照见先生在里头。”不过，第二旬，我还是忘了。
师傅认为，男人应该靠技术吃饭，而不要教条主义。那时，知识分子就是王明、就是教条主义。
上班期间，我偷闲复习功课，师傅从不刁难，最多撇撇嘴。高考临近，两人一班的活，师兄一肩独挑，让我有时间读书。尽管他们给我一绰号“大呆瓜”。因为我铲煤人炉，顺便把手表也送进炉子。我必须装疯卖傻，像《红岩》里的华子良，让他们感到我是
鸡肋、累赘，不如一拱手“送瘟神”。当时报名考大学，需要组织批准。
高考那天，平时立弄堂的朋友们，见我匆匆骑车，问：“做啥去？”“高考去。”他们转着身、指着我，愕然目视着我远去。
分数下来，我高兴得差点昏过去，真的过线了。数学分数，有诗为证：“白卷缴上去鸡蛋滚下来”英语呢，选择题一律打勾，白相概率，蒙对不少，好在外语分数打折，百分只算十分。八个月里，我全力以赴攻语文、历史、政治。地理；几乎都是从头开始。代价是，一屁股的坐扳疮．短裤不是脱下来的，而是揭下的，硬邦邦的粘着脓与血。
第一夜，我躺在大学宿舍的床上，看着上铺的床板；发愣：“癞蛤峡真的吃到天鹅肉？”宛若范进中举，疑在梦中。
很多年前，我学驾驶，学员们天天请吃陪喝，生怕得罪教练，惯得教练趾高气扬，随意辱骂。我是唯一的一个不请不陪，教练坐在边上，一直崂崂叨叨过关考如何如何难。我不耐烦了，回了一句话：“师傅，有考大学难吗？”一句封喉，呛得他哑口无言。当年考大学，老师不信，伙伴不信，连父母都不信，只有泰国前总理“他信”。
考上大学，我第一次切身感悟一个道理，有志者事竟成。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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